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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2-12 05:27 作者:admin 点击:
阅读模式 法制”到“法治”的中国   —评斯蒂格利茨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曾经对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斯蒂格利茨对中国非常关注并且相当友好。他认为中国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中国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作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   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利用全球化来缩小她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其经济战略已经得到了偿付:根据官方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真实GDP增长了542%(或者说增长了6倍多),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了4.6%。   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的使用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中国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议题中都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他们使用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随着短期中收入得到增强,较长时期增长的基础就已经被奠定了。   对于就业和创办企业的关注,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可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秘诀之一。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是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是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强调,激励是有作用的,这也是她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创建(比如股票市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只要有对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之法律程序的强调,就会出现从“法制”(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他认为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它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企图,保持对发展和转型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   (作者为北大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